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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代的黄文焕认定《橘颂》作于溆浦
《橘颂》是《九章》中的一篇,两千多年来,大多专家认为《九章》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。
明清多位名家认定屈原《橘颂》写于溆浦
一、明代的黄文焕认定《橘颂》作于溆浦
《橘颂》是《九章》中的一篇,两千多年来,大多专家认为《九章》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。
明代张京元在其《删注楚辞》中说:《九章》是屈原“既放”之后的“愤辞”。
明代的黄文焕可谓慧眼独具,他是第一个明确认定《橘颂》是屈原在溆浦所写。
黄文焕,字维章,永福人。
天启五年进士。祟祯中由山阳知县擢翰林院编修,与敢于上书指斥奸党的黄道周同下诏狱。
获释后,曾寓居淮上,一度归闽,晚年流寓白下,卒年不详,清顺治十四年尚在世,不过己“抱疴濒危”,奄奄一息了。
《楚辞听直》是他的楚辞学专著。《楚辞听直》包括《楚辞听直》八卷和《楚辞合论》一卷两部分。
《楚辞听直》于狱中写成。取《九章·惜诵》中“命咎繇使听直”诗句命题,作为书名。书中《凡例》云:“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,悲充位之胥谗,自抒其无韵之骚,非但注屈而己。
”作者的用意在于借此以抒发自已含冤负屈的悲愤与感慨,同时也为自己和与自己一同下狱的黄道周鸣冤。他在《凡例》中说道:“余因钩党之祸,为镇抚司所罗织,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。
下狱经年,始了《骚》注,屈子二千余年中,得两伪学,为之洗发机缘,固自奇矣。而余抱病狱中,憔悴枯槁,有病于行吟泽畔者。著书自贻,用等‘招魂’之法。
其惧国运之将替,则尝与原同痛矣。惟痛同病倍,故于《骚》中探乏必求其深入,洗之必求其显出。
”
黄文焕自已含冤入狱,对屈原遭受冤屈的感同身受也比别人更为深切,因而他在书中特别强调屈原的“忠”和“愤”,这一点比其他研究家们显得更为突出。
黄文焕在《楚辞听直》一书中写道:“‘入溆浦而儃徊’,泝者复暂止矣。《橘颂》则其冬候儃徊之所见,即物生感者。其曰‘愿岁并谢,与长友兮’,固是岁于此终矣。
”
黄文焕似乎看到,那个云雨霏霏的冬日,屈原进入溆浦,正在儃徊之时,溆江两岸明艳朱黄的桔子顿使他感慨万千,触景生情。但屈原在未安顿下来之前,尚未想到要将这种感受写成诗篇。
二、清代林云铭、屈复也认定《橘颂》写于溆浦
第二个认为《橘颂》写于溆浦的是清代的林云铭。
林云铭,字道昭,号西仲。
候官人卒葬杭州。据易重廉先生考证,林云铭生年当为明崇祯元年,即公元1628年。
林云铭少年嗜学,二十岁中举,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中进士。官徽州通判九年,因“不达时宜”,“以故动罹谴河”。失意后,常读《庄子》《楚辞》,并评释《楚辞》,欲以排遣忧愤。
然未成,即遇裁决,遣归故里。逢耿精忠之乱,被囚十八月。
后获释。但评释《楚辞》的手稿却毁于闽变烽火之中。乃于杭州乔寓中再注,又毁。
今所见《楚辞灯》,着手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,“杜门追忆”,第二年始成。
在《九章》的篇目排列上,林云铭赞同黄文焕的排列,他在《楚辞灯》书中,也是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定《九章》目次的,《橘颂》紧排在《涉江》的后面,这就无疑告诉了人们,《橘颂》是屈原到了溆浦之后才创作的,而不是屈原年轻时的作品。
清人屈复在其《楚辞新注》一书中,也赞同林云铭的观点,并且更写明《橘颂》是在溆浦所作,他说:初放时,道途经历,作《涉江》。既至后,睹物兴怀,作《橘颂》。
三、神秘的汉北之行
在溆浦期间,一个秋末冬初时节,屈原曾经北返过一次,与齐国的使者见面,他原本以为是商谈联齐抗秦,当得知是齐国想重用他,屈原掉头就走,连使者的面都不再肯见。这次北返,屈原写进了《抽思》一诗中:
有鸟自南兮,来集汉北。
好姱佳丽兮,牉独处此异域。
我们都知道,屈原喜欢以鸟自比,因为楚国的远古祖先驩兜是鸟喙人身,楚人以鸟为图腾,除了这个原因外,屈原更渴望能象鸟一样飞往太阳,他在《离骚》里就是以“鸷鸟”自比。
这次北返的意图,诗中是这样写的:
愿摇起而横奔兮,
览民尤以自镇。
诗句中最关键的词是“横奔”,最先看出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的人,便是清代林云铭。他在《楚辞灯》一书中指出:“奔”为“不候命而擅行”。
“奔”当为《伍子胥列传》称伍子胥“奔吴”之奔,即为“出走他国”之意。褚斌生先生在其《楚辞要论》中对此亦有独到的见解,他说:汉北再北行,就可以到韩国、魏国以至齐国。特别是屈原出使过齐国,“奔齐”的诱惑或亦有之。
但下句又说“览民尤以自镇”。终因忧国忧民而又决心留下来。这一行止在《离骚》后半部分曾用虚写表露过。
《离骚》与《抽思》创作于同一心境时期,可知屈原对汉北之行意图的这一推测也不是毫无根据的。
《离骚》中,屈原先后请灵氛和巫咸二位巫师为自已的前途和命运占卜,结果都是好卦,都劝他不要犹豫,赶快离开楚国,远走他乡,另谋高就。
灵氛是这样劝屈原的:
劝你远走高飞不要迟疑,
谁寻求美人会把你抛弃?
世间什么地方没有芳草,
你又何必苦苦怀恋故地?
这岂不应了人们常说的那两句古话:一是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;一是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。
巫咸的劝说更为直白:
应该努力上天下地,
去寻求意气相投的同道。
汤禹为人严正虚心求道,
得到伊尹皋陶君臣协调。
只要内心善良爱好修洁,
又何必一定要媒人介绍?
傅说拿木杵在傅岩筑墙,
武丁毫不犹豫用他为相。
姜太公曾经摆弄过屠刀,
他被任用是遇到周文王。
宁戚喂牛敲着牛角歌唱,
齐桓公听见后任为大夫。
趁现在年轻大有作为啊,
施展才能还有大好时光。
这么多的忠臣贤相,当初默默无闻时,都是因为遇到贤明的君王而被重用,巫咸极力劝说屈原趁现在年富力强,赶快去别的地方寻找机会吧,天下何处无芳草。
明眼人一看便知,屈原是在借巫师的口,道出了自已内心的想法,就是渴望出仕他国,遇到一个贤明的君王,重新施展自已的才华。
诗中继续写道:
灵氛告诉我已占得吉卦,
选个好日子我准备出发。
走还是不走?出现极度的内心痛苦与挣扎,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,屈原想到楚国民众正在遭受深重的苦难,最终还是走了,只是他没有走向他国,而是走向了雪峰深山中的溆浦,一边隐遁,一边等候楚王悔悟之后的重新召唤。
四、忠贞不二写《橘颂》
从汉北回到溆浦,看到溆江沿河两岸成片的桔林,经霜的红桔灿如火红的云霞,顿使屈原触景生情。
溆浦的红桔,树姿优美,枝叶繁茂,刺儿锋利;圆满的果实鲜红光亮,味道香甜,外表静美,内心洁净,恰似道德高尚的君子。更使屈原敬佩的,是桔树深固难徒、独立不迁的品格,生在淮南则为桔,生在淮北则为枳。
于是一口气写出了唯一的咏物诗《橘颂》,表达了自己不事二国、坚贞不愈的爱国情怀,也是他博大情怀与人格魅力的生动写照。“深固难徒”的坚定,“绿叶素荣”的高洁,“曾枝剡棘”的庄严,“青黄杂糅”的绚丽,这便是屈原的人格之美。
春秋战国时期,那时的政治家是很少具有祖国观念的,他们只从个人的成败着想,一个知识分子,在他的本国得不到重视,常常投奔到其他国家找出路,即使在诸子百家中,这样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。“楚材晋用”“周游列国”“朝秦暮楚”,是当时士子求出路最通行的办法,连孔子、孟子、荀子这些儒家大师,都不以去“父母之邦”为非。孔子更是创最高纪录,“干七十余君”,先后服务过七十余个君王。
孟子也是由邹而齐,而梁,而滕,直到豪迈之年还在出仕他国的路途上颠簸。荀子晚年也到了楚国任兰台令。纵横家如吴起、苏秦、张仪、商鞅也纷纷出仕他国,往来奔走于七雄之间,以谋取卿相之位,更是朝秦暮楚,成为时尚。屈原爱国主义的突出表现,就是终身不出仕于他国。
屈原之所以不离开楚国,并不是不能,而是不为。他本是亲齐的合纵派的中坚,又是出使过齐国的人,假如肯到齐国,齐国肯定会重用他。而且凭着他的才能,屈原无论去哪个国家,谋个卿相之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,无非是希望自已的理想政治能够实现。
他的理想就是联齐抗秦,最后由楚国来统一天下。
屈原在《橘颂》里说:“行比伯夷,置以为象兮。”要像伯夷那样,宁肯饿死,也不改变自已的主张。伯夷因反对武王灭殷,坚不食周粟,饿死在首阳山。
这与《涉江》里所说的“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,固将愁苦而终穷”也是非常契合的。
《橘颂》,就是这种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操的集中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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